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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高中后,学校经常组织我们学工、学农,到工厂、农村接受锻炼。 一段时间由于我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学校安排我在校图书馆劳动,主要帮助整理、修补一些图书。 时间长了,负责管理图书的左绮云老师见我工作认真肯干,又非常爱看书,便经常让我负责整理、修补学校当时规定只准借给老师看的一些图书,在我答应"保密"的情况下,她还允许我借一些书回家看。 有这么个难得的机会,当时我看了许多同学看不到的书,诸如《红楼梦》《金陵春梦》等等。 我至今非常感激左老师。"文革"中左老师被作为"牛鬼蛇神"揪斗,罪名之一是借"坏书"给学生看。她还被剃了"阴阳头",被一些"红卫兵"毒打,以后被长期关进学校的"牛棚",实行监督劳动。但她并没有屈服。 (1995年夏及2003年9月,我应邀参加原控江中学校友的聚会,都得知左老师还健在,我很高兴。) 1966年5、6月份,我正在读高中二年级,学校向我们传达了"五、一六通知","文革"开始了。 学校已经不能正常上课了,到了8月底,学校便全面停课"闹革命"。学生或者参加"红卫兵"到社会上串联闹革命,或者在家里逍遥。 学校停课一停就是一年多。以后虽然也"复课"一段时间,但作为学生并没能真正学到多少知识(大多时间学校是用于组织学生学工、学农、学军)。 当时我曾经写过一篇批判电影《革命家庭》的稿子,贴在学校的大字报栏里。 从北京传来红卫兵上街"破四旧"、毛主席支持红卫兵的消息后,我还写过一份《何必"凤"字当头?》的大字报,贴到控江路上的凤翔百货商店的门口(后来该商店改名为"红卫商店")。 我们班级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我也报名参加。 我写过一篇《对杨浦区六所中学的学生健康、卫生工作的调查报告》,在学校革命委员会教育革命组主办的第37期《教育革命》上刊登(打字的油印稿)。 我还写过两篇 "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稿子,先后被"教卫战线"及市教育局办的一份"大批判专辑" 刊用。 由于发表了这两篇"大批判"稿,当时曾有一些学校邀请我去作"大批判"的报告。 1966年9至11月间,我也先后到北京、南宁等地去"串联"。 9月初首次到北京"串联",在北京只呆了四天。同年10月中旬我又一次到了北京,并在10月18日那天下午在光华路上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 当时父亲被派到北京开车,住在北京市汽车四场,我找到了他,还在他那里住了一个晚上。 以后大妹二妹也到北京"串联",都见到了父亲。 我在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后,当晚便离开北京与另外三名同学乘火车到广西的南宁市"串联"。 在南宁"串联"前后大约有一个月。在我们离开南宁后不几天,南宁便发生大规模的群众性武斗。 我前后三次外出"串联",主要是到一些高校去抄写"大字报",期间我还写过一些诸如"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到革命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之类的倡议书、传单。 我还翻印过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论两条路线的斗争》等材料,编写过所谓的"文革对联选"等等。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内容都不可取。 1967年到1969年2月底,学校断断续续地开展"复课闹革命",经常组织学生学工学农。 1967年春节前,我到上海印刷机械厂"学工",安排在翻砂车间劳动,住在工厂简陋的集体宿舍里,前后有十多天。 由于劳动强度大,卫生条件差,天气又冷,我因为感冒而引发肺炎,剧烈咳嗽,吐铁锈色的痰,幸好及时就医,打了好多针的青霉素,休息了一个来月,才逐步恢复了健康。 每当发表毛主席"最新指示",学校就组织学生上街游行欢庆。 说实在的,所谓"复课闹革命",复课并没有复成,我们并没有真正学到多少有用的知识。时间一长,当初的"革命热情"冷了下来,许多同学都成了整天在家的"逍遥派"。 1968年12月21日,毛主席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指示"。 当天晚上,同学们在学校的操场上集会,欢庆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我当时便在集会上表态:要以上山下乡的实际行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 自从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发表后,上海掀起了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学校、街道、里弄,各单位都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我的大妹志红在1968年底,首先报名到黑龙江省密山县的八五五军垦农场。志红到农场后不久,就给家里寄来好些照片,介绍了她在那里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情况,让家里放心。 从1969年初起,学校利用"向毛主席献忠心"的形式,动员学生上山下乡,要求人人表态。 我又多次在班级召开的会议上表态,坚决上山下乡(当时的《红卫战报》还发表了我在班级里表态的照片)。 2月初,首批报名下乡工作正式开始,下乡地点是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县敬信公社。 当初好多同学都表态愿意下乡,但到真正报名的时候,很多同学(包括好些班级干部、团干部)却借口"身体不好""家庭困难""准备回老家插队"而不肯报名。 最后我所在的新高二(2)班报名的男生就我一个。另有两名女生周丽丽和王玉兰,由于所谓"家庭成分"不好,以后留在上海的可能性很小,也报名下乡到东北农村。 我报名下乡时身体还没有全好,肺结核病只是处于静止期。 我和母亲、弟弟妹妹到火车站送大妹走时,母亲哭得很伤心,这一幕我至今记忆犹新。可大妹刚去黑龙江不久,家里又要为我准备下乡的行李。 父母弟妹都舍不得我到东北去插队。但我毕竟是家里的老大,已经是二十来岁的人,家庭的经济状况又不好,父母把我养大到二十来岁,实在是不容易。我不挑重担谁来挑? 按照当时上海的规定,我如果留在上海,弟弟妹妹就必然还有人要上山下乡。为我下乡的事情,母亲、祖母多次偷偷流泪。 轻易不动感情的父亲,在一次吃午饭时也含着泪对我说:"你身体不大好,家里舍不得你的东北去。你要走了,家里也没有多少东西可以给你,今后你自己一切要多当心。" 1969年2月15日,在母亲的陪同下,我到街道派出所办理了户口迁移手续,仅仅几分钟的时间,我的户口从上海迁到了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县敬信公社。 又是在母亲的陪同下,凭着"上山下乡购物证明",到指定的一家商店以比较优惠的价格购买了二条棉花胎、一条线毯、一只帆布箱、两只热水瓶等。 又付了30元钱,从学校领回一套草绿色的棉衣棉裤、一顶草绿色的棉帽子及一双棉鞋。限于家庭的经济条件,家里能给我的确实很少,我全部的行李两手就可以提起。
在下乡前几天的一天下午,杨浦区上山下乡办公室在沪东工人文化宫举行报告会,由吉林省珲春县上山下乡办公室的一位姓康的军代表给即将到珲春县插队的我们作珲春县的情况介绍。 军代表向大家介绍了珲春县特殊的地理位置、当地的"文革"开展情况、工农业生产及风土人情等情况。 他特别提到珲春县有个叫"防川"的地方,地处中、苏、朝三国交界处,是"反帝反修的最前哨",实行军民联防,全民皆兵,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快要离开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上海了。在那几天,我除了准备自己的行装外,分别到姑母家、"三角地阿姨"沈素珍家、邻居曹香侬阿姨、邻居施医生等道别。 我还穿上发的草绿色的棉衣,在学校里与一些要好的同学拍了些照片。 在即将离开家的那些天,是最难过的日子。 每天父母、祖母和弟弟妹妹心情都很沉重,因为我这个生过肺结核、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体重仅86斤的人,将到东北农村去当农民,要靠自己劳动挣工分来养活自己。 而且一去很可能就是一辈子在东北。 1969年3月1日,是我离开上海到吉林省延边农村插队的日子。 在离开家时,母亲硬塞给我十元钱和二十斤全国粮票。 下午,学校来了一辆车子将我和行李接到了学校。到学校后领到了乘汽车证和乘火车证。 这时才知道,我去的地方是珲春县敬信公社的小盘岭大队,我们16个初中、高中的同学组成一个集体户,户长叫王宝发,是我同一年级但不同班级的同学。 其他男知青是:陈伟国、陈德豪、蔡安石、黄德勤(都是1968届的高中生)王富根、周照麟、黄德琪(老三届的初中生,是黄德勤的弟弟)、女知青都是1968届的初中生,她们是:俞维珍、俞维珠(是姐妹俩)、张振东、沈佩珍、祝亚男、韩红艳、王琪媛(是王富根的妹妹)。 我们乘火车的地点在彭浦车站。我们学校首批赴延边插队的有40多名同学,杨浦区首批赴延边的共有一千名学生。 下午4点来钟,区里派出敞篷卡车将分散于各个学校的下乡的学生运到彭浦车站。 我们乘坐的敞篷卡车缓慢地通过控江路、四平路开往彭浦车站,一路上受到被组织起来的"革命群众"的热烈欢送。 尤其使我难忘的是,当我乘坐的开往彭浦车站的敞蓬大卡车缓缓驶过四平路时,我突然听到欢送的人群中有人大声地呼喊我的名字。 我定睛一看,原来是很久未见面、头发已经花白的小学时的班主任许老师!她认出了卡车上的我,并拼命地向我招手。 此时我也一边招手一边大声地向许老师招手道别,一向不轻易流泪的我眼眶湿润了。 5点来钟到了彭浦车站,找到了我要乘坐的火车车厢,当时车站里相当混乱,挤满了人。 母亲和弟弟卫红,二妹继红、小妹敬阳已经在我要乘坐的火车车厢边等候。他们的眼睛都是红红的。 不一会儿,车站的喇叭大声催促大家上车,我们刚一上车,在还来不及与家人道别的情况下,火车便启动了。人群中一阵惊呼。 在人们的大呼大叫中,火车开出一小段路后,不知何故又开回到原处。我们抓紧时间与家人道别,很快,火车又启动了,而且越开越快,这回是真的离开上海了。这时,车上车下是一片哭叫声。 与我同座位的是同一年级不是同班的同学陈德浩,坐在我们对面的是初中二年级的二位女同学沈佩珍和祝亚男。 大家还沉浸在离别的痛苦中,这时车上的喇叭突然响起:"红卫兵小将们,全体起立,现在背诵老三段!" 于是,大家来不及擦去眼泪,就站起来背诵"老三段"。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从广播中得知苏联边防军在我国的黑龙江省珍宝岛与我发生武装冲突的消息。 当时大家真可谓是热血沸腾,摩拳擦掌,真想立即飞到珍宝岛,与"苏修"决一死战。 从上海到图们市要三天三夜。 我们每天吃的是发给的馒头、面包、酱菜之类,火车越朝北开,车厢里的温度就越低。火车一出山海关,车窗外已经是白茫茫一片。 长期生活在上海的我们,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冰天雪地。大家把发给的棉衣棉裤和棉大衣以及棉鞋都穿上了,还感到寒气袭人。 火车到长春、延吉和图们市时,都受到当地领导和群众载歌载舞的热烈迎送。 到达图们市时已经是傍晚,连续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大家的脚都有些浮肿,总算下了火车可以活动一下身体。 当地安排我们到街道的饭店吃饭,尽管大家几天几夜都没有好好睡觉,没有吃过热饭热菜,人都很疲倦。但当时我们毕竟年轻,下了火车走动走动,人就显得精神了。 在饭店里我们头一次吃到延边的"二米饭"(用大米和高粱米、或大米和玉米、大米和小米一起做的饭,有的饭里还放有一种叫芸豆的,相当好吃)和"酱木里"(一种酱汤,初次喝很不习惯)、朝鲜族的泡菜、东北风味的"猪肉粉条炖酸菜"、朝鲜族的"明太鱼"等等。 吃好晚饭,有关部门又给我们每个知青发了一双棉胶鞋(当地人叫"王八鞋" )这种鞋子的样子并不好看,但比较保暖,适合在雪地里行走,大家都换上了"王八鞋"。 稍微休息了一下,大约在晚上9点来钟,我们这一千多名上海知青便连夜乘坐几十辆公共汽车向珲春县城进发。 从图们市到珲春县城,走的是盘山公路,由于是冬天,冰天雪地,又是在夜晚,开车相当危险。 为了确保安全,汽车的轮胎上都箍上铁链,车速也比较慢。当到达珲春县城时,已经是凌晨四点来钟。大家都是迷迷糊糊的。 汽车开到县城的车站附近,我们又受到珲春县城各级领导和群众的热烈欢迎,朝鲜族的群众还穿上民族服装,在雪地上跳起民族舞蹈欢迎我们,大家的精神又为之一振。 下车后,我们按照要去的公社和所在生产大队,分别被三人五人一组安排到县城的居民家里休息和吃早饭。 我和另外四个同学安排在站前广场的一户朝鲜族的居民家,大家一进屋便都困的躺下便睡,一直到早上8点多钟被房东叫醒。 朝鲜族的居民非常热情,他们家家户户都打"打糕"(一种用蒸熟的糯米放在专门的木头槽里用木锤打制的米糕。朝鲜族一般只是在逢年过节时才打"打糕 ),做了不少的好菜,来招待我们这些从上海来的知青(当时我们被称为"毛主席派来的知识青年")。 我们向房东打听敬信公社的小盘岭大队,他们告诉我们,离开这里还有六十多里,是个很小的地方。 吃过了早饭,我们又分别乘上公共汽车去插队的地方。汽车又在冰天雪地的盘山公路慢慢地开了三个来小时,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村口停下了。 司机对我们说"小盘岭到了",并让我们下车卸行李。说实在的,当时我们谁都不敢相信,这就是我们插队的地方! 一会儿来了一些穿黑色棉衣的人,一个五十来岁的人用不太熟练的汉语对我们说:"欢迎你们来小八(盘)岭插队!" 又有人向我们介绍说,他是小盘岭大队的革命委员会的朴主任(朝鲜族,名字叫朴万吉)。 还有一位年轻的解放军战士,他自我介绍说他是这里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姓裴。 停车的地方右边就是一间大茅草房,朴主任说,这就是你们集体户的住房,让大家往里搬行李。 房子很简陋,原来这是大队的仓库,用土坯垒成,房顶上是用茅草苫的。房里南北二大间,铺着土炕,烧得相当热,分别作为男女知青的宿舍(朝鲜族的生活习惯:进屋就脱鞋上炕)。 旁边各有一小间分别作为男女知青的行李房,房子中间的一大间是厨房,打了一口手压式的水井。草房外,当地群众给准备了一大堆的用着做饭的柴禾,还分别搭了二只简易厕所。 这时已经是下午一点多钟,茅草房旁拥挤着好多好奇的朝鲜族的群众。 几个四、五十岁的"阿妈妮"进屋为我们做午饭,看来他们是有准备的,不一会儿,就为我们准备了相当丰盛的午饭:打糕、土豆烧牛肉、红烧狍子肉,还有生拌牛肉、生拌狍子肝、明太鱼汤、"酱木里",还有各种的朝鲜族酱菜,还有白酒、红酒和米酒等。 朴主任等与我们一起吃饭,算是为我们接风。应当说,午饭很丰盛,但我们吃不惯,尤其是生拌牛肉、生拌狍子肝及"酱木里",大家都不敢吃。 饭后,大家休息了一会儿,便到四周去转转。 小盘岭真是名不虚传,两边都是高高的白雪皑皑的山岭,山岭慢慢变缓成为大大小小的丘陵,到县城的公路从丘陵中间通过,小盘岭仅有的十三户朝鲜族群众,便分散居住在大大小小的丘陵上。 当天晚上,朴主任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解放军战士小裴组织我们全体知青开会,向我们介绍小盘岭的"文革"和生产的情况,鼓励大家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认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朴主任还担任我们的贫下中农的户长。会上,大家还讨论和制定了集体户的学习、劳动和生活的制度。 当晚,大家在暗淡的灯光下给家里写信。这天晚上,我们在东北的小山村度过了第一个不眠之夜。这天是1969年的3月5日。 我的插队生活开始了。
其他
我是一名老知青7•我的“文革”
作者:阮云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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